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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5 14:45: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每当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,就会引发“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?”的讨论。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。有代表赞同,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,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就持这一观点。但也有代表反对,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和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就都认为,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表示,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,“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,认知力在不断提高,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。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,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,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提出,“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“港区国安法”,据报道,林郑表示,外国政客近日作出不实说法,需予以回应。林郑指出,宪制基础是坚实、稳固、不容置疑;此事是从国家层面进行,没有违反基本法,而是完善之,这是严格依国家宪法、《基本法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汉民建议系统规划中心城市发展方向,加强顶层设计,出台指导意见。研究评估方法,确定指标体系,对中心城市发展情况和核心功能开展综合性和专业性比较分析,达到标准后,再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,不将中心城市命名作为行政配置资源的手段。同时,有序推动发展,科学培育中心城市,坚持多中心、多层级、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结构,因城施策,打造不同城市名片,总结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,防止一城独大,有效降低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主城区密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郑回应了另一个失实说法——“港区国安法”会影响居民权利自由,削弱香港金融中心地位,她表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。林郑称,西方国家都有相关法例,不见得有吓怕投资者,“相信近这几日市民的正面反应都看得到,立国安法得到的效果是和外国政客的评论相反”。林郑表示人大立法决定只针对4大类行为,打击的只是极少数犯罪分子,保障的是大部分守法的市民,“他们会依法享有基本权利自由、生命财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郑还表示,香港经过23年都无法进行本地立法,在可见的期间都无法做到本地立法,由国家最高机关出手是行使中央权力,和是对香港市民负责任的行为,是任何世界各国通例,外国政府无权干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,在摇摆,然后再论证,“最后论证来论证去,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,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,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,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, 但是是理智的、可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,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,“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?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、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,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,监管社会矫正。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,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,但送到司法所,家长、学校签责任书,把责任落到学校、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。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,对孩子的成长、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汉民表示,目前我国中心城市发展还存在不足,包括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定位特色不够突出;都市圈行政壁垒,限制了一体化建设进程,城市活力没有充分显现;中心城市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等。